從Katendrecht走出來的優秀醫生
這是一次延誤了的採訪，也是一篇遲發的文章。今年初，就有鹿特丹方面的朋友告訴我，有位華人醫生當選為荷蘭“最佳”。 什麼樣的最佳，誰評的最佳，朋友語焉不詳。對於“最佳”這類稱號，實話說筆者一向不怎麼以為然，社會上的很多“最佳”甚至“世界名人”之類，都含有很多水分；而且即使有華人成了“最佳”，我也並不覺得他為我爭了光，因為我還是覺得自己很窩囊。筆者最終覺得要採訪張大衛，一是基於朋友的促請，他們總認為我看問題深透些，文章有力度一些（其實筆者承認只是有時喜歡另類一些）；二是我初步知道張大衛的經歷之後，覺得今年正在大造聲勢紀念華人登陸荷蘭百年，而這正是一個很好的題目。恰好，張大衛是從Katendrecht走出來的，而Katendrecht這個名字，近來可以說是如雷貫耳了。
啊，Katendrecht，1911年因為荷蘭海員大罷工而迎來大批華工的小半島，20世紀初最大的唐人街，曾經擁有逾千華裔居民的街區，也曾經是賭檔、妓院、大煙館和餐館、雜貨鋪及民宅比肩接踵的所在。這裡當然也藏匿過不少華人社會的污垢，但曾走出精英級的華裔，如被譽為荷蘭時裝天后的Fong-Leng，還有我即將採訪的這個荷蘭“最佳”。
這是怎麼一個華人青年醫生？是一個擁有一張華人面孔但是骨子裡卻是 荷蘭的哪一類？還是一副西方人的派頭但是刻意迎合記者提問的哪一類？
於是在廖秀英的陪同下，約張大衛醫生在鹿特丹一家酒店的大堂中見面。
我希望更多談和中國的合作
戴著一副眼鏡的他面相就是個知識份子的模樣，但是他的耳朵很特別，有點“異人異相”，耳朵長得較為緊湊，很向前，很有弧線，好像致力聚在一起凝聽什麽似地的；或者另外一種形象的說法，是一種集中一個目標朝一個方向奔的那種感覺。如果以我獨特的感覺，他的耳朵像在聽 ，也像在說。
評頭品足並非就是貶義詞，正如有人說我眼睛總是不停地轉，好像老是心不在焉的樣子，因為我的確常常不斷地想東西。
他和我說的第一句正式的話，就是：我希望更多談和中國的合作。
但是，這個“最佳”自然不能免俗地應該問問的。
“其實那是同行醫生選出來的，沒有評委，只是全荷蘭肺科醫生每人填寫自己認為本年度哪一個同行最出色，結果我被評為2010年肺科的第二，不是‘最佳’。今年1月份公佈的。”他淡然說，還補充了一句，“其實荷蘭過去並不樂於評獎什麽的，近年才時興起來。”
他沒有告訴筆者的是，2009年這項稱為Mednet Topartsen的評選，他才是肺科醫生的第一，真正的“最佳”。
不過，他告訴筆者，曾經在著名的醫學雜誌上發表過論文，憑論文，2000年的時候也獲得過荷蘭“最佳研究者”的稱號。
有關這項稱為Mednet Topartsen的選舉，的確過去不熱衷，據稱今年年初公佈的是第五屆，9個專科都評選出其中的最佳，而健康部長也會親自頒獎，可見具有一定的權威性。
他跟我交談是荷語夾帶著粵語。
關於他的成長，也很簡單：華人嘛，總是要聽家長的話，母親都常常要讀好書，要勤快。父母沒有讀過書，來到外國希望子女讀好書。好像這是孔夫子的傳統吧。雖然家裡人希望他讀商科，但是他覺得，做生意跟市場環境有關，而自由職業可以盡情發揮自己，不受限制，所以選擇了醫科。
於是進入了鹿特丹的Erasumus大學，1988年畢業；於是再進入Leiden大學醫療中心，十年寒窗，1999年成為一名有職業資格的肺科醫生；於是展開了他的專業旅程，從荷蘭到美國，從美國又回到了荷蘭，先後在Schiedam和Amsterdam等城市的醫院中工作。
而現在，他渴望著中國。
渴望看到鐘南山
張大衛2009年到Dordrecht的Albert Schweitzer醫院的專科部門中工作，直到現在。目前，也在阿姆斯特丹籌備一個實驗室，專門從事呼吸道的細菌研究工作，他介紹自己是個哮喘病的專家。資料上還說他在肺炎、肺結核等領域中很有成就。
他目前可以說是一個臨床和科研兩栖的專科醫生。
在一個小時左右的採訪交談中，他很長一段時間談到中國著名專家鐘南山，並且不只一次表達，希望能夠跟鐘南山認識，“跟他走一段路”。
但是，從非典時期（SARS）時期到現在，他還沒有見過鐘南山。
他對鐘南山的興趣倒是筆者的興趣。
據說，他在非典時期第一次聽到鐘南山的名字，是通過新聞瞭解到的，他覺得這個中國專家很了不起，很想認識。於是多年來，他一直用他的方式打聽鐘南山。
不過，在美國，一個頗為有名的上海來的同行對他說，不認識鐘南山，建議他自己到上海去找；而香港一個在非典時期也頗有作為的醫生，說雖然知道鐘南山這個名字，也不認識。這讓我們的張大衛有點感慨。
“要知道，我也是這個領域的，我希望從鐘南山身上學到多一點，或者也許能夠將我的研究成果介紹一下，交流一下。”
我也奇怪，爲什麽張大衛找鐘南山多年仍然找不到？
張大衛說，中國有很多很好的醫生，中國的醫生和專家其實水平是很高的，因為中國地大人多，作為醫生，接觸的病例也多，水平會很快提高，事實上也如此。不過，他認為，中國醫學界應該更多和外界交流，更多在國際刊物上發表論文。這樣，中國醫生的成果將更多為外界所知。“在學術角度，鐘南山還不怎麼為外界所知。”他有點遺憾。
醫生，作為人是有國籍有根源的，但是作為醫生，卻是沒有國界的。這是大衛看法。
“細菌太聰明了！”
在交談的時候，他很多時候是專注地談他的專業，談西方學術界的觀點之爭，這超出一般讀者也超出作為記者的我的興趣範圍，然而，我在靜靜地聽，在錄音，因為，這樣的時刻其實無需留意他說些什麽，而是他怎樣說，用什麽方式說，爲什麽會這樣滔滔不絕地說，從中令人察看到他的內心世界。
這如筆者兩年前回廣州探望一位老同學，這位在科研領域裏面已經頗有成就的華工教授，一見面就三句不離本行，談他喜歡的專業，關於數碼聲響技術的最新發展，不管我這個闊別多年的老同學是否願意聽。不過，筆者也同時會感悟，爲什麽這些人能夠成為某個領域的專家，成為對社會有貢獻者。
大衛曾經有過在香港工作的機會，但是他覺得那裡的工作條件不適合他，荷蘭能夠提供給他一個自我發揮的環境。
他很坦率，很西方，直言不諱批評荷蘭在宣傳某些專家時候的做法，批評西方學術界的一些門戶之見。
他很自信，稱希望中國方面能夠知道他認識他。因為，這將有助於開展交流，有助於他的認知和研究成果為更廣大的人群所應用。“比如說，吸煙、戒煙和禁煙的問題，我有我的心得和見解，甚至男性的煙癮和女性的煙癮形成都不一樣。”
“我現在一直在研究細菌的傳播途徑，細菌的變化以及防治等。哎呀，細菌太聰明了！”他忽然冒出這麼一句。
人應該更加聰明。但是不是人人都能夠把聰明用在應該用的地方，只有知道細菌很聰明的人，才會要變得比細菌更聰明，而不是將聰明用在跟細菌無關的地方。
他很敬業。2010年年初宣佈他當選2009年最佳肺科醫生的時候，曾經在Schiedam醫院中和張大衛一起工作的一名荷蘭同事這樣介紹大衛：和他工作很開心愉快，他總是那麼熱情地對待病人，接到任務總是第一個到達現場，而總是盡最大的努力治療病人，更可貴的是，在繁忙的臨床工作中，還不忘科學研究。這位老同事還說，他跳槽到另外一家醫院，簡直是Schiedam醫院的損失。
另外一位舊同事也說，張大衛的當選是實至名歸的，工作高度負責，總是尋找最本質最根源的東西，不放過疾病的每一個細小的環節，或者病人身上的每個微小的變化。
我說他很優秀，就是欣賞這種踏踏實實專注自己熱愛的事情並且盡力做到最好的精神，是否“最佳”，在筆者看來不是很重要。
當選2009年的“最佳”的時候，他說，我感到很榮幸，我只是覺得，我的工作方式得到了肯定。
一個7歲才從香港上水來到荷蘭的華人，父母和很多華人一樣，靠餐館維生，他本人也在餐館中度過了少年時代，學生時代的“幫餐期”也是他以及很多華人青年的生活記錄之一。但是，如今他這一代的華人已經走出了餐館業，在各個領域中大顯身手。
他顯然有強烈的個性，自信，喜歡自我發揮，不受約束。這一點很西方。
這天的採訪結束之時，他才告訴我們，這天是他母親的生日，一家人20多口在一家中餐館喝茶，接受採訪之後趕回去和家人一起。“能否讓我有機會採訪一下你的媽媽？”筆者忽然提出請求。
“不了，不要打擾她，她年紀大了。我只是希望我的研究為更多人所知道，這跟我媽媽沒有什麽關係。”他說。
這一點，又覺得他很東方。
於是，我只能想像，餐期之後，在Katendrecht的一家中餐館的樓上，一個帶著餐樓油煙味的少年怎樣開始溫習功課，心中卻描畫著自己的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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